恶意地想过，决定矫诏的李斯是死有余辜。

她回望这漫长的宫道，她看着宽阔的咸阳大道，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民众与官员。

正在她清晰地介入这一段历史时，她才发现自己不能评判。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她曾以为李斯和赵高就是最大的变量。她一度想拔除比规劝有用得多，她还没有遭受过这样做的代价。

李贤则告诉了她。

他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