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1895年到1900年的外交局势是异常困难的，如果说中日战争前我们是看不到一点点希望，只能在西方的讹诈下苦苦挣扎。

而1895年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则看到了微弱的希望光芒。

这一阶段我们不管有什么多外政策都要考虑到至少两个国家的情况，而每一条对外政策的背后目的却是针对所有在远东有足够力量的国家。

整个北洋都在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钢丝上前进，稍有差池，